同秦汉相仿，隋朝经历了短短两代以后，就进入了令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大唐王朝。其实，特别引以自豪的，还有山西人，并且呢，自豪到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
首先，山西，尤其太原，作为李唐王朝的起家处，拥有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次，中国人在西方被称为唐人、中国人聚居区在西方被称为唐人街，这些都源于唐朝的命名与山西地区的古唐国有直接关联；同时，太原作为陪都，与长安及洛阳合称唐朝三都或者说三京；此外，也包括，唐朝产生了一大批山西籍名人，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是山西吕梁文水人。所有这些，不一而足，甚至，山西话，都可能是唐朝的官话。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开创的李唐王朝，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山西古代历史上以地方偏霸而一统天下的孤例，但是，也并未定都山西地区。只不过，作为其龙兴之地，李世民，由太原公子而九五至尊，对山西尤其太原还是情有独钟的，在隋朝基础上扩建晋阳宫和重游晋祠并留下了著名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就是明证。唐高宗李治，曾经被封为晋王，就连唐玄宗李隆基，也曾经写有过晋阳宫，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曾经多次回到山西地区祭祖和探亲。而且，将家乡文水县改为武兴县，即武氏家族兴旺发达的意思，并将家乡所在地并州作为北都，还先后三次和唐高宗李治前往北都附近的蒙山等处礼佛，亲修财布施同时，又派人给蒙山大佛披上宫内所制巨制袈裟，轰动北都。
可见，初唐和盛唐时期，河东道或者说河东节度使的政治地位被李氏家族一路提升，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主要原因，就在于河东地区所具有的御边、镇藩以及连接并拱卫长安和洛阳的三项综合性作用。虽然，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与河东三镇的节度使，但是，河北的平卢、范阳才是他的大本营，河东地区则以雁门关附近的东径关和西径关为界限，北部是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南部是山西永济人当朝宰相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所以，安禄山反叛以后，河东地区以大同、太原尤其晋南为中心，从南到北都成为唐军和叛军不断争夺的主战场。好在，朝廷任命山西汾阳人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他们率领大军进入河东地区，取得了以太原保卫战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小胜利，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捎带一提的是，郭子仪收复大部分朝廷失地，返回首都长安时，唐肃宗李亨亲往迎接，并盛赞他对国家的再造之功。至于杨国忠，作为同样是山西永济人的杨贵妃族兄，原本就是凭借杨贵妃得宠于唐玄宗李隆基，飞黄腾达却祸乱朝政，并间接导致安史之乱，早在唐玄宗外逃长安的时候，就在马嵬坡被杀，可惜的是，杨贵妃也难逃厄运，被认为是红颜祸水而勒令自尽。安史之乱对山西地区的影响究竟如何？战乱之前，山西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力较为密集、农具和耕牛众多且水利建设较为完善。战乱之后，作为主战场之一，山西地区所遭受的破坏，与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相差无多，不仅导致人口数量减少一半以上，大批耕牛也被唐军和叛军用于作战和充作军粮，水利设施同样被严重破坏。自此，全国经济重心开始由北方移向南方，曾经富庶的河东地区一时间风光不在，而且，山西地区既要御边还要镇藩的双重压力也越来越大。
作为安史之乱的陪葬品，杨氏兄妹下场比较凄惨。还有一位山西永济人，在安史之乱当中也值得一提，他就是最惨烈的睢阳保卫战守将之一张巡。南宋文天祥《正气歌》当中有：“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张睢阳就是指张巡。为什么提到他？一方面，是因为张巡作为睢阳城的唐军主帅，仅以数千守军力战十数万叛军长达十个月。最终，睢阳被攻下，叛军劝降，张巡破口大骂：“我为君父义死。尔附逆贼，犬彘也，安能久哉！”气得安禄山大将尹子奇用军刀撬开张巡嘴巴，却发现满嘴仅剩三四颗牙齿，如此气节，尹子奇也不得不佩服，“为张睢阳齿”就是指这个典故。最后，尹子奇只得将张巡等三十六名誓死不降的守军将领全部处斩。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睢阳保卫战当中，发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罕见的人吃人事件。而且，这次人吃人事件不同于五胡乱华时期的羯人吃汉人，而是，在睢阳城长期遭受围困、严重缺乏粮食的情况下，由张巡主导的城内守军吃城内百姓的大规模吃人事件。据史料记载，全城军民大约六万人，城破之日，活着的仅剩不到四百人，其余的绝大部分人，一半战死、一半被吃。对于张巡的做法和功过，朝廷里曾经有激烈争论，毕竟，守不守城和吃不吃人都涉及到了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最后，肯定者占上风，唐肃宗李亨追封张巡为扬州节度使，立庙祭祀。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而衰，却还勉强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期间，和山西地区相关的，还有哪些事、哪些人？最突出的，就是唐朝末年的黄巢大起义。有人说，压根儿和山西地区没关系。其实不然，山西地区即便和初唐与盛唐拥有极为深厚的渊源，但是，对于跌宕起伏的中唐和晚唐来说，并不代表山西地区仍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黄巢起义军先下洛阳、后入长安，倒是和山西地区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山西太原人王重荣作为河中防御副史，先叛唐又降巢，后叛巢再归唐，反反复复中，导致黄巢起义军越过黄河，直接进攻河中节度使的治所，即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并大肆劫掠河中府。好在，没多长时间，就被王重荣赶回陕西。实际上，参予到大唐王朝兴衰史当中的山西人，远远不止以上这些人。比如，太原山西朔州人尉迟恭、山西运城人薛仁贵、山西太原人狄仁杰等，又比如，山西太原人白居易和王之涣以及王昌龄、山西晋中人温庭筠以及山西运城人王勃和王维等。其实，对大唐王朝影响最大的，却是在后世并不为人熟知的隋末唐初的一代大儒王通，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通化镇人。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儒学复兴，也没有宋明理学。只不过，王通终身不仕而导致从隋唐到宋元的历朝历代正史，或不予记载或寥寥数语，声名远不如二程以及朱熹等人。然而，他的众多学生和朋友却是唐初的功臣与名相，其学生如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其朋友如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尤其，王通的尊王道推霸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学生和朋友影响与辅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更评王通为圣人。这样一位大儒，若非不到三十五岁即因病去世，不仅儒学包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格局，可能都要改变。
大唐王朝留给山西地区的丰厚遗产，还包括了闻名海内外的四座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即五台县南禅寺、佛光寺和芮城县广仁王庙及平顺县天台庵，也是全国所仅存。其中，天台庵传言为五代而非唐代，是因为二零一四年的落架大修时，发现了五代题记，不过，专家分析认为，始建于唐代并重修于五代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其大殿之内的一些做法，要在唐代晚期以前了，所以，天台庵的确切年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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