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
文詹姆斯·里卡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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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经济工作的你，有没有经常预测不准的时候？当然有，恐怕对于很多人来说，预测不准已经成为了常态。但是你有思考其中的原因吗？在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中，作者詹姆斯·里卡兹敏锐的指出，传统的经济学思考范式已经过时，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思考新时代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作者眼中，行为主义经济学、复杂性理论、贝叶斯统计以及历史研究，才是我们今天把握复杂经济规律的正确方法论。在引出这段论述之前，詹姆斯·里卡兹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之前可能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有着精准经济预测经验，被称之为“苏黎世乌鸦”的菲利克斯·索马瑞。
第一部分：苏黎世的乌鸦
菲利克斯·索马瑞（FelixSomary）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经济学家之一。
年，索马瑞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德语区。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和经济学。他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同学，并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门下获得博士学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曾在比利时占领区担任央行行长，但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富有的个人和机构的私人银行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迁居苏黎世，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直至年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马瑞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瑞士金融事务特使，并向战争部提供金融咨询建议。
索马瑞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货币专家。他经常应邀为中央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意见。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因素，他的很多忠告都被银行忽略了。
索马瑞能在他人志得意满时预见金融灾难，这种诡异的能力让他获得了“苏黎世的乌鸦”的绰号。在希腊神话中，乌鸦与预言之神阿波罗经常联系在一起。在《旧约·列王记》中，上帝吩咐乌鸦供养先知以利亚。索马瑞也许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先知。索马瑞回忆录的英文版就是《苏黎世的乌鸦》(TheRavenofZurich)。
索马瑞不仅先于他人预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准确地警告了这些大灾难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他亲历了古典金本位的消亡、战争期间的货币乱象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于年去世，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完结之前。
在预测极端事件方面，索马瑞的成功来自类似于本书中所用的分析方法。当时使用的名称和现在不同——在他参与市场活动的年代，复杂性理论和行为经济学还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东西。尽管如此，从他的著作中还是可以一窥他所采用的方法。
案例一：桑贾克铁路与贝叶斯统计预测世界大战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他回忆录中的“桑贾克铁路”一章，该章描述了在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索马瑞努力组建一个财团来发放一笔商业贷款。贷款将用于打造一条从波斯尼亚到希腊港口城市萨洛尼卡（今塞萨洛尼基）的铁路。这个铁路项目本身无关紧要。维也纳的支持者聘请索马瑞就其财务的可行性做出报告。
拟议的路线穿过一个叫作“新帕扎尔的桑贾克”（SanjakofNoviBazar）的奥斯曼省。这条路线需要维也纳向奥斯曼庄严朴特（SublimePorte）申请许可。
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维也纳。从莫斯科到巴黎，各国外交部强烈抗议。索马瑞写道：“奥地利—匈牙利申请一个铁路特许权，俄国—法国联盟的反应却是无比强烈的抗议风暴——最后还采取了政治报复，建议修建一条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的铁路。”
这一铁路事件发生在—年巴尔干战争前，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六年。然而，仅仅根据法国和俄国的反应，索马瑞就正确推断出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他的分析是，如果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能让地缘政治变得如此紧张，那么更大的事情会无可避免地发生，这必然会导致战争。
这一推断是贝叶斯统计的一个完美例子。实际上，索马瑞的出发点是一个关于战争概率的假设——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发生世界大战的概率是50%。在桑贾克铁路事件发生后，贝叶斯定理的数学公式中的分子和分母都会增大，战争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当代情报分析员称这些事件为“标志和警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假设的强度会让战争看似不可避免。贝叶斯定理能够让分析师先于公众得出结论。
放在今天，桑贾克铁路正呼应着对于从里海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竞争，其中一些管道可能正通过昔日奥斯曼帝国的桑贾克。当事方依然是土耳其、俄罗斯和德国。新的索马瑞在哪里？新的“乌鸦”又是谁？
案例二：约瑟夫?熊彼特青睐的历史—文化方法
索马瑞还使用过备受约瑟夫·熊彼特青睐的历史—文化方法。年，当时的七大列强要求索马瑞重组中国的货币体系。他拒绝了这一职务，因为他觉得欧洲即将发生更为紧迫的货币危机。在年到年席卷全球的剧烈通货紧缩发生前十年，他写道：欧洲人觉得中国人很可笑5：他们拒绝纸币，还在秤上称量金属货币。欧洲人认定他们比我们落后五代人——实际上他们比我们还领先一代。在蒙古皇帝的统治下，他们经历过发行数十亿纸币用于资助军事和庞大公共工程的繁荣，最终只落得通货紧缩的苦果——随后这种印记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
索马瑞也展示了其对于行为心理学的精通。关于年7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向德皇的弟弟（英王的表哥）保证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一事，他做了如下分析：无疑英王和他表哥的谈话是真诚的，但我不确定英王对于时局有多了解。我六年前就已经看到，很有才干的统治者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内幕人士了解到的信息，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的人所掌握的信息往往是带有误导性的。相比于英王的判断，我更信任《泰晤士报》。我代表委托我管理资产的那些朋友，将银行存款和证券兑换成了黄金，投资到瑞士和挪威。几天后战争就爆发了。今天，行为心理学家会把英王的错误观点描述为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索马瑞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他明白精英都是生活在周边精英的泡沫中。他们经常是最后发现危机迫在眉睫的人。
索马瑞的备忘录于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直到年才完成。这两本书都已绝版很久，只有在特种书店才能找到。
英文版出版一年后，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内暴跌20%，我们迎来了金融复杂而市场脆弱的新时代。有人相信，如果索马瑞活得再久一些，他一定能预见到年的股市崩溃，甚至更多。
这本书利用索马瑞的方法——病因学、心理学、复杂性和历史——在苏黎世的乌鸦停下的地方，我们重新捡起了金融荒唐史。
第二部分为什么经济知识界安于有缺陷的范式？
不顾危机四伏的现实
经济学是科学吗？是，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是科学家。经济学家的做法像是政治家、牧师或者吹鼓手。他们忽略不符合自己范式的证据。经济学家想要科学的声望，却不想要科学的严谨。今天疲软的世界经济增长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骗局。
科学要用到知识和方法。扎实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知识是通过归纳（基本上是一种直觉）或者演绎（根据数据进行推理）得来的。利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来形成假设——严谨的猜测。验证假设要通过实验和观察才会得到数据。假设或是被数据证实，这样的话假设会被更多人接受；或是被数据否定，那么假设会被拒绝，并被新的假设所取代。如果一个假设通过广泛的实验和观察得到证实，它就可能成为理论——有条件的真理。
科学的方法很容易用于经济学。我们常说的物理等“硬”科学和经济学等“软”科学之间的分野并不存在。今天的学者会划分科学的分支，让它最适合解释宇宙的特定部分。天文学可以深刻地理解星系，生物学则可以有效地了解癌症，而经济学则是理解资源分配和财富创造的最佳途径。天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是科学的不同分支，应用于不同的知识领域。但它们都是科学，都服从科学方法。
尽管如此，大多数学术经济学家不是科学家，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因循守旧，不接受新的观点，并把违背教条的数据统统抛弃。这种糟糕的环境本来只是学术圈的事，但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占据要职。他们使用过时的理论不仅是个学术问题，更会毁坏国家的财富。
由于有这么多东西都岌岌可危，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个话题都值得讨论。截止到本书写作，自上次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尽管缓慢，但也持续了七年多。这是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自年以来，基本上还是符合年、年、年和年的恐慌节奏。七年一次危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间距。短期内新的崩溃还不算板上钉钉。然而，如果它发生了，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金融系统如此脆弱，政策制定者如此缺乏准备，以致当灾难袭来时，将需要采取极端的政策措施。这本书就是为了呼吁重新设计风险的统计特性，运用新理论，悬崖勒马，否则为时已晚。
科学家知道，所有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比现有看法更好的解释最终会出现。并不能因为爱因斯坦能够更好地解释空间和天体运动，我们就说牛顿错了。只是爱因斯坦让知识更进了一步。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并不愿意让自己这一行更进一步。奥地利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把自己的旗子牢牢地插在地上。研究就是没完没了地把同样几个主题变来变去。智力停滞已经持续了七十年。表面上的创新，实际上还是在模仿凯恩斯、费雪、哈耶克和熊彼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的想法。这些原创思想是革命性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很有限并且已经过时，如果生搬硬套地使用，后果可想而知。
奥地利学派对于自由市场优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解是合理的。然而，奥地利学派需要使用新科学以及21世纪的技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迹推算航海家。然而放到今天，没有人会怀疑他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哈耶克还活着，他会使用新的工具、网络理论和元胞自动机来完善自己的见解。他的追随者更应该这样做。
如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占据统治地位。有趣的是，它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多大关系。凯恩斯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的那些追随者却不是。凯恩斯在年主推黄金，年建议提高黄金价格，年反对黄金，年提出了改良的金本位制度。凯恩斯在每个位置上都有务实的理由。
凯恩斯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丘吉尔曾经发了封电报对凯恩斯说：“我开始接受你的观点了。”凯恩斯回复说：“很抱歉听你这么说。我已经开始改主意了。”如果今天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有凯恩斯一半开放，那会令人耳目一新。
凯恩斯的见解是，私人总需求的暂时性不足以用政府开支来代替，直到“动物本能”恢复。当政府并未负债累累，并有盈余可用于开支时，政府开支的效果最好。今天的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使用不成立的均衡模型（经济并非均衡系统），建议债台高筑的国家实施无限期赤字开支来刺激需求，就好像已经有四台电视的人应该购买第五台一样。这太愚蠢了。
货币主义者也没好到哪里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想法是，要稳定价格并获得最大的实质增长，货币供应量就应该逐步缓慢增长。弗里德曼希望货币供给能够满足潜在的增长，就好像爱尔兰的祝酒词“愿道路升起来迎接你”。
弗里德曼利用公式MV=PQ（最初来自费雪及前人），说货币（M）乘以速度（V）等于名义GDP[即调整价格水平（P）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Q）]。
弗里德曼认为速度是常数，理想情况下应该是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隐含P=1）。一旦估计出最大的实际增长率（成熟经济体中平均每年约为3.5%），就可以平稳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增长。虽然这对于思想实验还不错，但弗里德曼的理论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在现实世界中，速度不是恒定的，真正的增长受到结构（即非货币因素）阻碍，货币供应量的定义也有问题。
要是考虑到风险的统计性质，流行理论的害处就更大了。
如今，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是一千万亿美元，一千万亿美元压在一丁点资本上。这种杠杆上暗含的风险是如何管理的？流行理论叫作风险价值（ValueatRisk，VaR）。这一理论假定多空头寸可以对消，价格变动的程度分布是正态的，极端事件极其罕见，而且衍生物可以利用无风险利率正确定价。事实上，当美国国际集团（AIG）在年处于违约边缘时，没有对手关心其净头寸，AIG会对每个对手的总头寸违约。数据显示，价格波动的时间序列符合幂律分布而非正态分布。极端事件并不罕见，每七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而美国——基准“无风险”债券的发行国最近遭受信用降级，暗示着很可能有小的违约风险。简单来说，VaR背后的四个假设都是错误的。
如果新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VaR从业人员的工具都过时了，为什么他们还在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模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世纪的地心说信徒在面对不符合行星运动的数据时不去质疑自己的体系呢？为什么他们写新的方程来解释所谓的异常，而不是否定整个体系呢？答案就在心理学。
信仰体系给人带来安慰。它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带来了确定性。对人类来说，确定性有价值，哪怕它是错误的。错误或许有长期的后果，但安慰可帮助你度过一天。
要是还有数学模型来支持它，这种安慰因素就扎下根了。现代金融数学令人生畏。那些博士生花了好几年时间来学习数学，他们对于维持这种假象有切身利益。数学支撑着他们的信誉，并把那些不太会做伊藤积分的人排除在外。
从业人员还说金融数学十分优雅。如果你接受现代金融范式，数学为诸如期权定价等困难问题提供了许多巧妙的答案。没人停下来质疑范式。
学术进步的暴政更强化了金融的假象。出身于百里挑一的金融项目的年轻学者，更关心奖学金、论文发表和教师职务。面对年逾花甲的导师，年轻学者拿出一份摘要来驳斥他数十年来的心头所好，这对于职业生涯来说并不是明智之举。大多数人觉得，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来压榨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第一千次变分来解释量化宽松政策对互换利差的影响还要好一些。这才是进步的途径。
然后还有简单的惯性，就像在寒冷的早晨待在温暖的床上一样，学者也有他们的舒适区。新知识就像在冬天的海浪中潜水——醍醐灌顶，振奋人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喜欢确定多过不确定、优雅数学的诱惑、思想封闭的学术心态再加上惯性，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缺陷的范式经久不衰。
如果这仅仅影响学术声誉，世界还可以耐心等待，科学最终会胜出。然而风险还不止于此。全世界的财富都面临着风险。财富一旦被摧毁，社会动荡就会接踵而来。投资者不能再放纵决策者拒绝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而安于那些虽已尝试过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东西了。
第三部分：复杂性、行为心理学、因果推理和历史才能真正有效的预测未来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有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了新的科学分支。自80年代以来，廉价的计算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中试验那些无法在现实条件下测试的经济假说。在医学中由来已久的团队科学的兴起，促进了超越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的跨学科发现。有一个二百五十年前的定理，几个世纪来都被嗤之以鼻，然而最近却再度出现，完美地解决了用其他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金融上三个最重要的新工具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复杂性理论和因果推理。这些工具可以单独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也可以组合起来打造更强健的模型。
就预测能力来看，这三种工具似乎都不如各大央行当前使用模型来得精确。然而，它们反映现实的能力却要强得多。大致正确总比完全错误要好。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
经济学家理解并且拥抱行为主义心理学。最杰出的行为心理学理论家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学要用于经济学的障碍并不在于欣赏，而在于应用。VaR等金融模型仍然是基于理性行为和有效市场做出的，而卡尼曼和他的同事早在很久之前就证明了人类在市场中的行为不合理且效率低下（就像经济学家所定义的那样）。
丹尼尔·卡尼曼
例如，如果让被试者去投资，是选择有%的把握收到3美元，还是有80%的把握收到4美元的项目呢？卡尼曼的实验表明8，他们显著偏好第一种选择。简单做一个乘法就知道，第二种选择的期望回报（3.2美元）比第一种（3美元）更高。尽管如此，人们基本表现出喜欢确定无疑的东西大于有风险的选择，后者期望回报更高，但也有空手而归的可能。
经济学家迅速给第一种选择打上非理性的烙印，说第二种选择才是理性的。这引发了一种说法，就是那些青睐第一种选择的投资者全是非理性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没错，如果你玩这个游戏次，有80%概率赢得4美元的选择几乎肯定会比稳定赢得3美元的做法收益更高。假如你只能玩一次呢？期望收益的方程是一样的。然而，如果你需要钱，稳稳当当的3美元具有方程所未能体现的独立价值。
我们必须把卡尼曼的发现与进化心理学结合起来，重新定义理性。想象你是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的克罗马侬人9。你离开居所，看到两条路可以去狩猎。一条路猎物很多，但路上有很多大石头。另一条路猎物比较少，但没有任何障碍。按照现代金融的说法，第一条路的期望回报更高。
然而，进化上则偏爱第二条路。为什么呢？第一条路的大石头后面可能躲着一只剑齿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死定了，你的家人也要饿死。如果考虑到所有成本，猎物较少的路就不是非理性的了。剑齿虎就是一只在现代经济学中失踪的哺乳动物。学者通常量化一阶收益（猎物），并忽略二阶成本（虎）。投资者可以从这本书看到剑齿虎。
（二）复杂性理论
工具包中的第二个新工具是复杂性理论。今天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是，资本市场是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金融经济学中的每一个均衡模型就都过时了。
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动态的复杂系统由自主主体组成。复杂系统中的自主主体有什么特征呢？大致来说有四个：多样性、连通性、互动性和适应性。如果主体表现这些特征的程度较低，则系统趋于停滞；反之，若主体表现这些特征的程度较高，则系统趋于混乱。如果主体在这四个方面较为均衡，那么该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多样性体现在资本市场就是牛市熊市、多头空头、恐惧与贪婪。行为多样性是市场的精髓。
连通性在资本市场中也非常明显。有了道琼斯、汤森路透、彭博、福克斯商业、电子邮件、聊天、文本、推特和电话，我们很难想出一个比资本市场联系更紧密的系统。
互动性在资本市场中表现为每天执行的数万亿美元的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每一个交易都涉及买方、卖方、经纪人或交易所的互动。从交易量来看，没有哪种社会制度能与资本市场的互动相提并论。
适应性也是资本市场的特征。在一个头寸上亏钱的对冲基金会迅速调整其行为，认赌服输或是双倍下注。根据市场价格所表现的他人行为，基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资本市场无疑是个复杂系统——无与伦比的复杂系统。
主流风险模型的失败之处在于，复杂系统的行为与均衡系统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和华尔街的均衡模型在预测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表现一直很差。每个分析员都从相同的数据出发。然而，如果你把这些数据放进一个有缺陷的模型，就会得到有缺陷的输出。使用复杂性理论的投资者可以置主流分析于不顾，得到更好的预测结果。（央行观察编者注：所谓复杂性理论，从根本上说就是研究哪些工作可以很容易地用计算机完成，哪些工作不能的理论）
（三）贝叶斯统计
除行为心理学和复杂性理论外，第三个工具是贝叶斯统计，这是病因学的一个分支，也被称为因果推理。这两个术语都源自贝叶斯定理，该方程首先由托马斯·贝叶斯描述，在他去世后于年发表。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于年独立且更正式地阐述了该定理的另一个版本。拉普拉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继续研究这一定理。20世纪的统计学家已经形成了更严格的形式。
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普通科学，都会建立海量数据集，使用演绎方法来从数据中获得可验证的假说。这些假设往往涉及相关性和回归，用来预测可能类似于过去事件的未来事件。类似的方法会用到随机数字，运行蒙特卡罗模拟（大量扔硬币或掷骰子的实验）来推断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一开始没有数据，或是数据并不充足怎么办呢？你如何评估一小撮中央银行家达成秘密协议的可能性？贝叶斯概率论为此提供了工具。
主流经济学家假设，在由随机分布定义的某些范围内，未来与过去相似。贝叶斯定理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贝叶斯概率认为，某些事件是路径依赖的。这意味着，某些未来事件不是像随机掷硬币那样独立的。它们会受到之前发生的事件的影响。贝叶斯定理首先将匮乏的数据、历史和常识等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扎实的先验假设。
贝叶斯概率是可靠的科学而非臆测，因为后续的数据会测试先验假设。新的数据往往会证实或反驳这个假设。随着新数据的出现，两种类型的数据比例会不断更新。基于更新的比例，我们要么放弃该假设（并形成新的假设），要么以更大的信心接受该假设。简而言之，当没有足够的初始数据来满足正常的统计需求时，贝叶斯定理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经济学家拒绝贝叶斯概率，是因为初期阶段的猜测简直是一团糟。然而，它得到了世界各地情报机构的广泛应用。在中央情报局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我都遇到过在保密环境中使用贝叶斯概率的分析师。如果你的任务是要预测下一次“9·11”攻击，那么你就不能等出现五十次袭击后再来建立数据集，你必须立即利用你拥有的任何数据开始工作。
在中央情报局，应用贝叶斯概率来预测资本市场的潜力是很明显的。情报分析就要用到基于匮乏的信息来预测事件。如果信息很丰富，间谍就没什么用了。投资者在各个资产类别之间分配投资组合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掌握的信息不足以使用正常的统计方法。等到有足够的数据来达到确定性时，已经错过了获利的机会。
贝叶斯定理确实麻烦，但总比没有好。它也比华尔街所做的那些错过了新事件和未预见事件的回归要强。本书解释了如何使用贝叶斯概率，来实现比美联储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精准的预测结果。
（四）与传统四大学派的不同
本书与“四大学派”——古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分道扬镳。当然，这些学派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古典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密尔和边沁等人，其吸引人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他们是律师、作家和哲学家，却认真思考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中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他们缺乏现代的计算工具，却深刻地洞察人性。
奥地利学派对选择和市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对于货币力量的解释似乎过于狭隘。钱很重要，但只钱而排斥心理学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派最近合并成了“新自由主义共识”，一个噩梦般的牛肉海鲜拼盘，呈现了两个学派中最糟糕的一面。
（五）最后一个秘密武器——历史
在本书中，我是一个利用复杂性理论、贝叶斯统计和行为心理学研究经济学的理论家。方法很独特，还算不上一个经济思想“学派”。本书还要用到另一个工具——历史。有人问我“哪种现有的经济思想学派最有用”，我的回答是“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的著名作家包括自由派的沃尔特·白芝浩（WalterBagehot）、共产主义的卡尔·马克思，以及保守奥地利天主教徒约瑟夫·A·熊彼特。皈依历史学派并不会把你变成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奥地利人，它意味着你将经济活动视为由文化派生的人类活动。
经济人从未在自然界中存在过。我们有德国人、俄罗斯人、希腊人、美国人和中国人。我们有富人和穷人，或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具有多元化。美国人厌恶讨论阶级，并低调处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概念，尽管如此，将阶级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却能给人以启迪。
这本书将追寻这些脉络——复杂性、行为心理学、因果推理和历史，穿过21世纪资本市场的密集网络，到达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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