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人物百岁红军战士胡怡德

百岁红军战士胡怡德

五台县胡家庄村人百岁红军战士胡怡德(-)。胡怡德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胡家庄村一户普通农家。高小毕业时是年,当时他已17岁。由于家里无力再供他读书,他只好回家务农。当时山西的督军兼省长是倡导“男人剪辫子、女子放脚”的阎锡山。

生前的胡怡德老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之后日寇又于年夏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侵占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就在国难当头之季,正在五台县第三高小读书的胡怡德义愤填膺,深感热血男儿理应征战沙场,保家卫国。他在心中默念:五台山请你作证,为打败日寇,我宁愿赴汤蹈火,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之后,他毅然参加了抗日组织。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考入山西省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年光荣入党。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向民族救亡的抗日革命道路。

被日寇烧毁的遗迹

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中,他们由区小队到县大队逐步扩大,由被动到主动,主动出击打据点、攻炮台,而且仗越打越大。其中,在草沟战斗、北河战斗、西山战斗中,他与战友奋不顾身,打出了地方武装的神威,组织了几场较有名的战斗。那时候他们武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力量配合部队作战。

年,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以“防共”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公道团”,18岁的胡怡德被推选为胡家庄村“公道团”副团长。当时共产党在胡怡德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胡怡德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人是在年秋,一直在外谋事的四舅到胡家住了几天。也正是在这几天里,胡怡德知道了原来四舅是共产党员,这次回山西是找失散的组织。从四舅的口中,他知道了阎锡山反共时宣传的“共产党青面獠牙”、“共产共妻”都是流言和抹黑。四舅给胡怡德讲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讲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给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四舅还告诉他日寇侵略中国,血性男儿要为国家效力。胡怡德听得热血沸腾,他当下表示要追随四舅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由于种种原因,四舅最终并没有带胡怡德离开五台县,但胡怡德心中抗日救国的种子已开始发芽。年10月,五台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来胡家庄村发展会员,一听说这个组织可以抗日救国,胡怡德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会长虽是此前一直反共的阎锡山,但秘书长薄一波等骨干其实都是共产党人,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权一直在共产党人手中。让阎锡山任会长,主要是为了公开活动方便。11月,他被招入军官教导团。后来他才得知,教导团的主要骨干和政工人员也都是共产党员。教导团当时汇集了全国24个省市的先进青年,训练的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在这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向南撤退,且军纪败坏,而八路军北上抗日开往前线,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的情形,使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

在检查路条

年“七七事变”后,11月上旬山西太原失守,不久日军队入侵五台县进行扫荡,县境成为敌我双方战斗的主战场。日寇在五台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犯下了滔天罪行。年8月,从教导团毕业后胡怡德被派往山西岚县土眉镇组织训练抗日武装自卫队。其间他偶然听说共产党在五台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于是毅然回到了家乡。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五台县有三支武装力量,一是共产党在组建的人民抗日自卫队,二是地方武装晋绥军保安队,三是晋绥军新编第二师。回乡后胡怡德参加了刚组建的胡家庄村武装抗日自卫队,由于他有教导团受训的军事经验,被推举为队长。在担任队长期间,胡怡德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完成支援前线的物资筹集运输任务,站岗放哨搞情报,护送过往抗日干部,同时还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当地保安队、新二师暗中进行斗争。

当时,抗日自卫队当时属于共产党在“沦陷区”的地方武装,和鬼子的主要斗争方式为游击战,同时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惩处汉奸。年秋,五台县抗日自卫总队举办全县中队长训练班,胡怡德也在其中。训练期间,训练班的指导员找胡怡德谈话,询问起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指导员意味深长地说:“党组织欢迎你,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流血牺牲,你有这个准备吗?”胡怡德听后,当即表示有决心经受党组织的考验。这一年,在指导员和大队长的介绍下,胡怡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老一直是做群众工作的,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日。虽然没有参加过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但在党领导下,积极主动组织开展农村抗日武装工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战地各项工作。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我党及时建立和不断加强地方武装政权,并建立了抗日自卫队,之后日益发展壮大。我们每个武装工作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要打仗,又要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

在年一天,抗日自卫队队员们在夜色中将五六个汉奸抓到新堡村,捆在树上。有人提出枪毙,有人认为浪费子弹,于是汉奸全部用刀子处死。“因为汉奸平时总是带着鬼子欺负中国人,所以尽管是杀人,但大家竟一点都不害怕,都觉得只有这样才解恨。”胡怡德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还有一天夜晚,胡怡德和区委书记、区农会主任等人在当地潭上村将一汉奸从被窝里揪出,然后每人都对着汉奸砍了几刀,认为汉奸必死无疑了才离开。谁料第二天听说这个汉奸并没死,被鬼子送往太原救活了。胡怡德说当时沦陷区的汉奸很多,抗日自卫队还负责到各村给伪军军属做工作,要他们转告自己在伪军中的家人早日弃恶从善。他还带领群众一道破坏敌伪交通、割电(话)线、埋地雷、散发抗日传单。至于送情报、配合大部队行动等都是家常便饭。

当时的无人区

年,日军扩大伪军。在胡怡德工作的四区,日寇在石佛寺和坪上村建立据点,修碉堡,长期驻扎。日寇在五台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后,日军实行了所谓的治安强化,建立了无人区,县境不少村成为了绝村。年,胡怡德任四区武委会主任、自卫大队长,并任区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当年11月,他被调任县武装工作部任政治工作股股长。胡怡德所在的四区为敌占区与游击队的结合部,调到县武装部后,他也一直活动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在敌占区,他们在日据点附近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开展反拉夫、反抢粮、反抓捕斗争,拖延碉堡工事的构筑,减少日军的掠夺,抗拒日军抓丁和扣捕干部。在游击区他们搞了“两面政权”,日伪政权的村长、闾长、联络员,名义上支应日伪军,实际上是我军的通讯员和情报员。在反“扫荡”作战中,胡怡德所在的四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当日伪军向他们所辖地区进行“扫荡”“清剿”时,他们发动和组织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除掉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或引导他们在适当范围内为人民做工作。

给伤病员送药送饭

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他们也做伪军家属工作,要家属劝告敌伪人员早日弃恶从善。他们还曾发动群众一起破坏敌、伪军交通,割电线、埋地雷、抓汉奸,到敌占区散发传单、写标语,安排队员送情报、抬担架、搞运输,带领地方武装配合我军大部队行动。对抗日人员,日寇采取的政策是斩尽杀绝,格杀勿论。而对于胡怡德和当时坚决抗日的同志而言,他们时刻准备的是流血牺牲。老人他当时在心里抱定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如果被捕,一定要英勇不屈,与敌人斗争到底,绝不会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抗战的日子里,他多次遭遇危险,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他任四区武委会主任、抗日自卫大队长期间,日寇两次侵占坪上村。在日寇第二次进驻前,他患伤寒病,高烧不退,几日昏迷不醒,被送往妻子的娘家坪上村,刚转运到时,坪上村村民就听说日寇正往村里开动。紧急之时,村长和他的内弟及村里两人赶紧用担架把他抬走,在转移的过程中,敌人发现了他们,就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庆幸的是,他们躲过了敌人的机枪。但他们很难摆脱敌人的追踪,在无法转移的情况下,他们将担架藏在一个废旧窑洞内。刚进窑洞,敌人就来了。来的是汉奸刘河良及几个伪军。刘河良和胡怡德是高小同学,当时似乎认出了他,但他们一口咬定胡怡德是边家庄的边文林。伪军实在没办法,就撤走了。

“百团大战”之前,五台县抗日自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大部队,发动群众在鬼子后方“搞破坏”,比如炸桥梁、割电线。抗日自卫队的破坏让鬼子痛恨不已。所以鬼子对抗日人员采取的政策是斩尽杀绝。年8月的一天下午,胡怡德被鬼子追赶从田堡村跑到新堡村,他爬上一户人家的墙头向院子里的大爷求助,大爷让他进屋躲藏,并让他躺在炕装病,叮嘱他一旦鬼子进来搜查,就说两人是父子关系。结果鬼子没有搜查这户人家。这位老人姓白,胡老离开时老人还给他摘了一包红枣。

百团大战油画

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集中个团发动了“百团大战”。胡怡德在五台区领导和带领区大队配合冀晋二分区四团,发动群众和组织民兵毁路、炸桥、割电线,带领反战同盟日方人员对碉堡喊话,袭扰敌据点,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区军民斗志。一时间,天下是我们民兵的天下,民兵身披几张淋湿的被子就能冲向敌人的据点,将敌人的铁路道轨一连几里拧成麻花。在武器装备匮乏的时候,他们用笤帚疙瘩,绑上红布,弄成盒子枪的样子,跨在腰间,也是威风凛凛。在敌战区,我们在日据点附近培养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开展反拉夫、反抢粮、反抓捕斗争,拖延碉堡工事的构筑,减少了日军的掠夺,抗拒了日军抓丁和扣捕干部。在游击区,我们搞了“两面政权”,日伪政权的村长、闾长、联络员均由抗日政权指派,名义上支应日伪军,实际上是我们的情报员和通讯员。

八路军在野炊

“国破山河在山庄草木深。”年“百团大战”后,日军更加疯狂,实行所谓的“治安强化”,大肆逮捕抗日人士,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年8月,日寇从华东、华中等战场抽调了五、六万日军和大批伪军,加强了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围攻,不少村成了“三光村”。曾是烟云缭绕、人声萦回、壮田郁绿的山区,变成了“百里村庄断炊烟,田园荒芜蓬蒿生,群狼争尸鸦雀鸣”的悲惨世界。抗战期间每年夏天最紧迫的事要算“反掠夺”了,也就是和鬼子抢粮食。每次一接到鬼子汉奸要来某村抢粮的情报,抗日自卫队就会安排“坚壁清野”。所谓的“坚壁清野”就是敌人到村子时,大多数人都已按计划转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和维持会的人。维持会往往会用一些秕谷应付敌人。当敌人不满意要逐户搜查时,村外的民兵会按照预定的计划放排枪,然后叫喊着“八路来了!”抢粮的鬼子和伪军往往都会落荒而逃。他们有时还会在敌人抢粮返回的路上设埋伏进行截击,使得敌人一无所获。在反扫荡作战中,我们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我们所辖地区“扫荡”、“清剿”、“蚕食”的时候,我们发动和组织群众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人的后方,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除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组织的反正。我们还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向群众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破坏日伪统治秩序,发起秘密武装,形成“隐蔽根据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经常能听到我们武功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

在战争年代,粮食是命根子。在“反掠夺”斗争中,为了保住粮食,我们和日寇斗智斗勇。当我们接到敌人要到某村抢粮的消息后,就事先安排坚壁清野,敌人到时,村里大多数人和粮食已按计划转移,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维持会的人,维持会会用一些秕谷二谷之类应付敌人,敌人不满意,村外民兵按预定计划打抢,叫喊说八路来了,敌人就仓皇而逃。这种办法很有效。有时也在鬼子据点附近打上几枪,然后送假情报,哄鬼子说八路抢走了粮食;有时在敌人抢到粮食返回的路上埋伏,进行截击,抢回粮食。日军曾组织督励班,集中了两个中队的伪军,由20多名日军督战,出发至芦家庄地区的豹鹿坪,结果粮食没有抢走,反被我榆寿支队击毙余人。我们这样的战术,使得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从未得到过安宁。

人生自古谁无死,马革裹尸是英雄。在武装抗战中,我们许多同志和战友牺牲了,胡老也多次被敌人追赶,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也随时抱定如果被捕要英勇不屈、慷慨赴死的信念。年8月18日夜,胡怡德带领区小队的一个班组织民兵到东冶镇至望景岗路段破坏公路、埋地雷、割电线。19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完成任务后各村中队长带领民兵把战利品带回各自村里保管,待以后送往边区后方。在和区小队共九人到新堡村时,他们正准备就地于村小学的教室里休息,吃饭后转移。胡老记得很清楚,那是进入初伏的第一天,即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当时正当中午,天气炎热,加上一夜疲劳,在等待吃饭时,大部分同志倒在课桌上睡着了。这时,村口放哨的民兵白万能报告村长说敌人来了,街道上乘凉的老乡都自顾自逃。村长曲秀文在慌乱中急喊:“快报告学校”!随即有人朝学校边跑边喊:“敌人来了!”我们听到喊声立即起身,但敌人已经堵住了校门,枪身从门两侧伸出。在这紧要关头,我告诉大家不要慌,我在投出手榴弹后,一把推开敌人的枪支,第一个冲出门外顺着街道跑。敌人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为了躲避子弹就跳着拐弯跑,跑向村外河边,扑向将近两米深的河水中。敌人追至河边向河中开枪开炮,炮打到对岸很远的地方。我们区小队队员会游泳的往对岸游,不会游泳的踏着河床往对岸奔跑,大家上岸后钻入河对面火车路的涵洞脱险。我们区小队九个人有七个成功突围,两名队员被敌人逮捕,在遭受严刑拷打后被枪杀。同时被捕的还有村长曲秀文,因未暴露身份通过两面政权多次交涉经担保后被释放。老人生前回忆时说。后来,虽然敌人向河中开枪打炮,但他们最终还是逃脱了危险。二十多年后,当他再次回到村里,村长曲秀文一眼认出了他,说,你小子水性真好,命真大。

年8月,冀晋二分区武装部任命胡怡德为寿榆县武装委员会政治股股长。当时,全县正在开展以秋季反抢粮为主的反掠夺斗争。已经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日寇后备力量薄弱,大肆进行抢粮和经济掠夺。武委会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抢粮斗争。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中,队伍由区小队逐步扩大到县大队,由被动到主动,主动出击打据点、攻炮台,而且仗越打越大。其中,在草沟战斗、北河战斗、西山战斗中,胡怡德与战友奋不顾身,打出了地方武装的神威。抗战胜利后,胡怡德历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人武部政治股长,南下干部团中队长,陕南区山阳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参加了反击阎军的斗争,并配合主力牵制阎锡山兵力,使其无力阻碍我军向东北进军。

正太铁路

年1月,武委会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太行军分区侦察队,在正太寿阳城东的西庄湾伏击一列火车,俘虏日军官兵8名,击毙击伤日军官兵60余人,生擒了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行政顾问铃木川三郎。还突袭了孟家井、张家河之敌,俘虏敌人40多名,缴获战马10多匹……年春天,胡怡德说他能明显感觉到日军已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因为当时在沦陷区的敌后,由于抗日自卫队军民的屡屡袭扰,鬼子已出现了“火车走不动、电话打不通、日军不敢单独出门、汉奸不敢欺负老百姓”的被动局面。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全县军民欢欣鼓舞,人们奔走相告,以各种形式庆祝抗战胜利。胡老说,当我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后,一时间还不相信,数天后见到上级的简报才确信无疑。当时我万分激动,想起牺牲的同志和所受的艰辛,不由得热泪盈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竟然还不能适应,半夜听到狗叫和脚步声,还会一跃而起,头脑里依旧是鬼子来了的反应。

忆往昔,抗战峥嵘岁月感慨万千。“随着时间一天天逝去,过往岁月的一幕幕人与事,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常常想念故乡和亲友,想念先我而去的战友和同事……你们愿意听过去的故事我非常高兴,也很欣慰。”他曾说,“我想在百年之后,让后人知道,有这样一位先辈,从山西到陕西,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来的各个时期,让人们了解前辈们饱经风霜的过去,以懂得珍惜人生,奉献社会的道理。”战争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我们一定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时刻警惕战争的重演,希望世界永远能够和平幸福。

年,党中央决定从华北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中原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进而解放全中国。胡怡德接到南下的通知,当时华北的形势刚刚稳定,而南下将面临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抱定了解放全中国的信念,决意南下。年,胡怡德被组织派到陕西商洛,历任山阳县委副书记、丹凤县委书记、商洛地委秘书长、副书记等职,年离休后定居西安。在世的前些年胡怡德多次回山西五台县老家,并拜访了当年打鬼子时帮助过敌后部队的乡邻和朋友。他总结说,共产党部队当年在被鬼子占领的山西等沦陷区之所以没有被鬼子打垮,主要是群众基础好。在南下的天里,他和战友行走55天,途经4省33县,行程里。原本腿受伤的胡怡德也因此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

建国后,胡怡德历任陕西省丹凤县、山阳县、商县县委书记,商洛地委秘书长、副书记。这让他与商洛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年6月,胡怡德因病离职休养,“文革”中受到迫害。年恢复工作,先后任商洛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商洛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老人曾说。胡老的儿子胡克智回忆说,老人退休后因为身体不好,常常呆在家里,通过看报了解一些时事新闻。老人总是把他认为的一些重大时事新闻摘录下来,写在一些用废弃的纸盒或者用过的药盒做成的卡片上,然后将其订在一起,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看。父亲一生很俭朴,对家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允许家里人享受国家带来的一点恩惠,甚至连一壶开水,都不让家人去院子里提。胡克智说,年父亲休病假时,他专门找到上级,不让给他发工资。在扣了几个月工资后,当时的地委书记知道后说不让扣,但在他的坚定意志下,最终还是扣了工资。老人不想占国家一点点便宜,哪怕是他应该享受到的待遇。老人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子女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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