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石山著《张颔传》（三晋出版社年修订版）一书中，共有五处提到余振。第一处：“接过来一看，书名《西里维奥》，一九四八年五月黄河书店出版，前面有余振的序。我知道此人，说这个人是俄语翻译家，当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后来在上海工作。张先生说，余振是他的好朋友。（40页）”第二处：“后来跟余振先生熟了，可能近期的一个日子是普希金的诞辰或是忌曰，那时不叫普希金，叫普式庚，余振提议纪念，我同意了。（页）”第三处：“想到先前看到《西里维奥》的一个疑惑，问道：《西里维奥》的小说文本，可是余振先生翻译的？在改为叙事诗的过程中，余先生可有润色？张：小说文本确为余振先生所译，改为诗歌的过程中，余先生起了怎样的作用，确实记不清了，想来该是帮助过的。毕竟他懂俄语，又是研究普希金的专家嘛。……由俄到汉的译者，是他的好朋友，山西大学教授余振先生……书前有余振的序，普氏原作的意义，张先生改写的优长，都有简要的评价……余振先生所说，基本符合张作实情。（——页）”第四处：“李毓珍，笔名余振，山西原平人。比我大十一岁。解放前就是山西大学的教授，俄语好，也是山西民盟组织的创建者。五几年调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后来又调到上海。翻译过普希金的好多作品，真正的学者，人品很好。我的那首长诗，就是看了他翻译的一篇普希金的小说，觉得好，在他的鼓动下写成的。我跟他认识早了，抗战后回到太原就认识了。一开始不认识，到了省议会才认识的。（页）”第五处：“回溯十年劫难时，凶蝥挂网密盘丝。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非刑苦炼荒唐狱，冤愤曾吟绝命诗。精气摧伤元气损，此身合着薜萝衣。……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吧，余振先生从上海回原平老家探亲，路过太原住了两天，来我家里看我。从上海来时，就带了几首诗，有鲁迅的《无题》，还有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归国时步鲁迅原韵写的诗，胡风写的和鲁迅的诗，说我懂音韵，会写诗，该也和上一首。余先生走了之后，我就认真构想，掂掇词句，写了这么一首。（页）”
从以上这几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张颔与余振的关系，源渊颇深。我研究余振生平多年，根据我手头掌握的资料，张颔与余振的交往远不止此。一九八九年冬，余振在故乡原平的新居落成，为表贺忱，他活剥了陶渊明的一首诗，并请张颔书之。全文如右：“结庐非人境，而有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偏地自远。濯足桐溪水，悠然见南山。气象日夕讲，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活剥陶诗一首以志草舍落成。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大坡上人。老友余振先生嘱以行楷书之，颔。”一九九二年，年已八十三岁的余振回到太原，他拜访张颔时，张颔看到年已耄耋的他仍旧一心向学，特用京华木板纸书赠一联：“君子恒德勤著译，先生黎寿得清知。”据余振家人讲，有一年余振回太原，去找张颔。俩人就五台方言“men”字的写法进行了一番论辩。一个说是“们”，一个说是“蒙”，争论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曰，余振仙逝。张颔闻讯，十分悲伤，不久，他应余振长子鸿谟先生之请，撰写了余振的墓老铭。铭曰：“李毓珍，笔名余振。一九0九年六月十五日生于崞县东社村，乃含雨公第三子。原配赵文枝女士，继配温惠兰、温昭定、李兰亭女士。一九二六年，先生在崞县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一九三0年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一九三七年后，历任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兰州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在山大时，与王文光、杜任之组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山西第一个支部，先生主编《北风》诗刊。一九五七年错划为右派，离京赴上海辞海出版社任编审、《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主编。一九七九年彻底平反，调华东师范大学。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先生毕生致力于俄文诗歌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集三十余种。……一九九六年八月七日谷旦老友太原寓翁张颔书。”年6月，是余振诞辰一百周年，张颔又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余振吾兄百岁纪念。逢君百寿，永怀吾朋。张颔叩拜”的条幅。
从一九四六年始，到一九九六年余振仙逝止，张余二人的交谊长达半个世纪。我常常想，是什么原因使这对学者的交往有始有终历久弥新呢？所谓朋友者，同气相求，同声同应，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也。张颔喜欢文学写诗文，余振亦喜欢文学，翻译普希金。张颔喜欢《西厢记》，余振亦喜欢，二人皆能背诵全文。张颔撰《候马盟书》《古币文编》。余振校注《棋经十三篇》，编《辞海》。张颔善篆书，余振擅楷书……我还想，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二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就是：人来到这个世间，一定不能白来！一定要给后人留一笔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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