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铁家人居住代县正下社村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相传祖上是明朝初年镇守雁门关来到这里的。至于是从哪里来的，至今只留下种种传说，无法详细考证。
代县北有雁门关，东有平型关，名满天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名人良将、忠臣烈士层出不穷，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北宋时期镇守三关的杨家将父子了，杨家将的嫡系后代至今仍然住在代县鹿蹄涧村。正下社村与鹿蹄涧村隔河相望，抗日战争时期，铁家人也可谓是保家卫国的一门忠烈。年10月，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团结合作，打响了忻口战役。其中林彪、聂荣臻带领的八路军师在平型关对日军进行了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平型关战斗前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辈以及父辈们，几乎是全家人都投入了共产党领导的老根据地抗日战争的各项工作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捕后坚贞不屈，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一、曾祖父铁秉瑞我曾祖父名叫铁秉瑞，字祥甫，一身好手艺，既是木匠又是泥匠，自家盖房不用请工匠，家里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做。又是好厨师，乡间的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掌勺。他还是个好饼匠，逢年过节，特别是中秋节，帮四邻八舍的乡亲加工月饼、点心，分文不取。铁秉瑞不仅为人热心，还主持公道，乡亲们互相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甚至家庭内部有了纠纷，都请他调解，最后的结果都是双方满意而归，和好如初，因此全村的村民给他送了一个匾，上书“公推闾里”四个大字，并且选他当了村长。这个村长他干了几十年，一直干到年去世。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正下社的人务农经商，习文练武，村风清正，邻里和睦，生活富裕，是远近闻名的好村子。正下社地处代县、繁峙、五台三县的交界地带和交通要道上，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共产党在这里活动频繁，日、伪军也非常重视这个地方。常常是白天日本人来，到了晚上又是八路军来，敌我双方斗争非常激烈。为了防备八路军，日本人干脆在普照寺派了一个班的伪军驻守。普照寺距离铁秉瑞的院子只有一百多米远。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铁秉瑞把自己的家建成了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和八路军伤病员疗伤治病、休息养身的堡垒，可以想见这要冒多大的风险！从这里走出去的八路军、共产党干部有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团政治委员、开国少将肖文玖，崞代繁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章嘉乐，以及王继之、杨廷秀、朱凯、姚克昌、张继、郭继文、赖丙亮、兰萍、张渊等，他们都是当年活动在代县一带的八路军部队首长和县、区的主要干部，解放后分别在中央、省、市、县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代县召开“抗战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与会的老同志在会议结束后专程到正下社看望曾祖父和他的家人后代。他们回到四十多年前战斗和养伤、养病的地方，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只是老人已经去世多年，这些老干部都表示出沉痛的怀念和哀悼。我家院子里有一间暗房，是曾祖父为保护八路军和抗日干部专门修建的，连好多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些老干部看了这间房子，说起铁秉瑞老人家为了保护这些八路军和干部好几次差点儿付出生命代价的情况，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他们说，铁秉瑞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斗智斗勇，那个惊险程度比起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有过之无不及。很有意思的是，六十年代村里的剧团演样板戏，我扮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活灵活现，很受村民的好评，至今人们常常谈起。其实我演戏的时候是在怀念曾祖父，注入了自己的感情。曾祖父铁秉瑞。在人们的印象中，戴瓜皮帽几乎是典型的地主形象。其实一直到五十年代，农村戴瓜皮帽还很普遍，就像后来的解放帽、今天的棒球帽一样流行。不过铁秉瑞在土改中确实被定为地主成份。二、祖父铁戈夫我祖父铁蓥，字戈夫，是铁秉瑞的长子，民国时期山西大学预科毕业。不过在我们那一带，提起铁戈夫老一辈尽人皆知，铁蓥的名字反而很少人知道。忻口战役后，晋绥军、中央军撤走了，八路军、共产党留下来开辟抗日根据地，祖父铁戈夫就在那时参加了革命。年冬天，在代县南山一个叫黑庄的村里成立了崞代繁三县动委会。崞是崞县，即现在的原平市，代是代县，繁是繁峙县，动委会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主任由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共产党、八路军派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参加了领导工作。续范亭是崞县人，崞县、代县、繁峙三县连片成区，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边区。崞代繁三县动委会成立后，主任是章嘉乐，副主任是王继之、杜惠（参加革命后改名杜向光，解放后曾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铁戈夫被任命为动委会总务科科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动委会的生活、出行安排和开会地点、场所的布置等工作。现在发动群众，一个文件、一个电话什么事都办了。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细心认真并且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做好后勤工作，简直寸步难行。随着太原会战的失败，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老百姓人心惶惶。动委会在崞代繁三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及时起到了稳定、鼓舞人心的作用，并且筹备粮食、经费，动员参军，有力地支援了转战南北两山的八路军，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深入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动委会被阎锡山解散，铁戈夫又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好多人在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他不仅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而且一手好书法远近驰名，写出来的每个字都是铁划银钩，给人力透纸背的感觉，那才是书法的真功夫。至今，每当看到某些所谓书法家的信笔涂鸦、毫无功力可言的所谓作品，我都嗤之以鼻。可惜的是，八十年代我离开正下社到大同创业，竟然一片纸也没带出来。听说村里有人收藏了老人的书法，想看一看，人家却当成了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不肯出示。祖父铁戈夫，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三、二爷爷铁西坡铁秉瑞的二儿子、我的二爷爷铁銮，字西坡，在民国年间的代县省立国民第五师范读书。在他的老师、中共地下党员郝德青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代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郝德青是平遥县人，三十年代中期在代县教书时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共介休、汾西县委书记、决死二纵队四团政治主任等。解放后历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驻外大使、全国人大常委等。年，铁西坡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由地下党派往省城太原参加牺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第八团任连队政治工作员、政治指导员。由于在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被人告密，党员身份暴露，被阎锡山逮捕并准备枪决，经过薄一波的多方营救才出了狱。这时他已无法公开活动，离开教八团，来到设立在沁县的山西第三专员公署，薄一波给他改名“金东岗”，这个姓名的“金”是取“铁”的一半，“东岗”是“西坡”的反义词。当时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又称新军）刚刚成立，下设四个纵队，队伍迅速扩大，急需大批干部。金东岗来到沁县后，先是担任了第三纵队一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后来又升任一大队教导员、二纵队政治委员。他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次战斗都要都亲临前线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并且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年8月，沁源韩洪保卫战中，与大于我军力量几倍的日本鬼子展开了激战，突围时被日军的机枪击中，英勇献身。薄一波听到金东岗牺牲的消息后沉痛地说：“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啊！”并写下“定远大漠留豪言，伏波塞外歌壮语。东岗沁源韩洪战，班马语言齐实践。”一诗，表示怀念和哀悼。诗里把金东岗比作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立下累累功勋的汉代名将班超、马援，可见评价之高。金东岗年参加军政训练班的照片。后排右一为金东岗，前排左一为张文彬，解放后任石油部副部長。四、三爷爷铁厉行我的曾祖父一共弟兄三人，老大铁秉权，老二铁秉衡，曾祖父铁秉瑞是老三。按照代县的习惯，铁秉权我应该称呼大老爷爷。清末民初，铁秉权经营管理着繁峙县、代县、崞县一带的数十个布匹店、钱庄、当铺、杂货、粮油店等商铺，是这一带有名的大掌柜，晋商的典型代表。可惜英年早逝，民国十八年因病去世，年龄不到五十岁，留下三个儿子：铁钰、铁钺、铁锐。弟兄三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中都历经风雨，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曾祖父的哥哥铁秉权，老一代晋商的代表，至今村里有些老年人对他的名字仍有记忆。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说法，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当时代县峨口最大商业集团的CEO。铁钰我叫三爷爷，参加革命后改名铁厉行。他毕业于山西大学，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年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后，被党组织派到翼城县担任特派员。一次他在工作中被敌人抓住，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历经严刑拷打，差点送命。但他在狱中始终不松口，不投降，没有暴露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品格。敌人由于始终没有抓住他的把柄，也没有找出他的破绽，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年，铁厉行担任晋察冀二分区后勤专员，从此一直为革命从事后勤工作。解放大同时，他担任解放军后勤总指挥。在全国解放后历任雁北地区统战部长、财贸部长、雁北财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供销社主任、商业局书记、财委主任、顾问等职。按照他的资历和贡献，属于老红军、党的高级干部，当年和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解放后许多人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中一位是很有名的马天水。但铁厉行多年来一直在职位上停滞不前。年文革开始，造反派要揪斗他，说他历史不清白，这才知道他的档案里有“此人被捕过，情况不明，可使用不可重用”的结论，怪不得年以后一直得不到重用。也正是这次，造反派调查他的历史，和他共同战斗过并且了解他被捕经过，时任天津市长的一位老干部做出证明：铁厉行被捕后坚强不屈，没有背叛党，也没有暴露过党的秘密。这才证明了他的清白，但此时的铁厉行已经年过六旬。年，三爷爷铁厉行病故于大同市，终年八十五岁。五十年代初期的铁厉行。五、六爷爷铁钺铁秉权的二儿子、铁厉行的弟弟铁钺，小名考祥，我叫六爷爷，是一位有见识、有担当、保家卫国有大义的人。六爷爷与我祖父铁戈夫虽是亲叔伯兄弟，却关系亲密胜似亲兄弟，俩人在性格、文化修养和精神追求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文革开始后，他俩都回到老家正下社，经常相聚在一起，古往今来无所不谈。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夜里，都失去了爱妻的哥俩在煤油灯下一聊就聊到深夜，如同困在涸泉里的两条鱼，在精神上相濡以沫。清末民初，我的曾祖父辈在当地都很有名，一个个是经营管理、种田务农、治家理财的好手。弟兄三人齐心协力创业，从普通的农户奋斗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当年人称“三兄弟”。祖父辈之间弟兄关系也非常好，很多年里他们不分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和睦相处，家产是大家共同的，吃饭都在一起，叫做共家吃饭，被村里人称赞为“共家兄弟”，成为当地的佳话。他们的亲密关系，却给我们这些后辈儿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祖父辈弟兄们都为国、为革命捐躯去了，家业由此开始衰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留下来的家产依然可观。他们因为干革命顾不上分家，也因为弟兄间感情好不愿分家，结果土改时家产聚在一起，就划成了地主成份，我们这些后代却一个个因此吃尽了苦头。年，六爷爷的父亲、我大老爷爷铁秉权已经去世，六爷爷弟兄三人尚是少年。铁秉权的妻子是小脚女人，家里家外的事情就落在儿子们身上，尤其是大儿子铁钰，作为长子，领料着这个家。这一年，六爷爷铁钺考上了山西大学，他背起行李，告别亲人，淌过滹沱河，踏上了到省城太原求学的路程。走到离正下社已有十多里的时候，被铁钰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铁钰说：“兄弟，咱爹留下的家业我管不了，伤透脑筋了。我能力不如你，还是你留下来管家，我去上学吧。”过去有一种传统叫做“父死从兄”，铁钰、铁钺弟兄三人感情极好，哥哥这样说，铁钺只好留下来，让哥哥代替自己去了省城。也许是弟兄俩的相貌相似，入学的时候竟然没有引起其他麻烦。年抗日战争开始，忻口战役后，八路军在代县、繁峙、五台县一带开辟根据地。三爷爷铁厉行在省城参加了牺盟会，被派到了晋南，八爷爷铁锐还在上学，六爷爷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他有文化，参军后就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团的文书，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上级又派他去雁北地区的山阴、朔县，组织成立“新华贸易货栈”，一方面以做生意为掩护，同时收集当地国民党的情报，另一方面也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直至全国解放。解放后，他又担任雁北地委印刷厂厂长，后又到大同市手管局工作，文革中被造反派遣返回乡，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年病故于老家正下社。五十年代初期的铁钺。六、七爷爷铁镇铁镇，小名明祥，是铁秉瑞的堂侄，我叫七爷爷。年9月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同年10月入党，37年冬季编入晋察冀2分区4团。历任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民运干事、教导员、主任、副处长、处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在枪林弹雨中无数次出生入死。先后参加过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的百团大战等战役，参加过的著名战斗有克忻口、袭原平、夜袭代县城、牛道岭战斗，上下鹤山战斗、攻克娘子关战斗、高洪口战斗、东茹村反袭击战等，其中在五台县柏兰镇石佛寺附近击毙日军清水大佐的战斗影响最大。解放战争中，铁镇先后参加了挺进绥远、清风店战斗、打太原、解放石家庄、攻击平汉线、出击察南、新保安战斗、平津战役等。北京解放后随部队进驻北京，后又随部队进驻天津。 爆发时，铁镇在66军师团工作，随军进入朝鲜，为当时第一批入朝参战部队。七爷爷铁镇一生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身上负伤十几处。年转业到地方工作。4年调天津果品公司任经理，年离休，年病故。解放战争时期的铁镇。七、八爷爷铁锐八爷爷铁锐是铁厉行和铁钺的弟弟，是代县正下社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年他在村里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且在村里成立了党支部，这是代县最早的党支部。好多年里，正下社村的人口一直保持在两千多人左右，在人口上是大村，务农、经商的好手如林。全村良田千顷，都是上好的水浇地。不仅农业发达，手工业、商业也很繁荣。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全村各种商铺、手工作坊有三十多家，这还不包括常年走口外、做生意，在外地设立的作坊和商铺。此外，这个村不仅经济比较富裕，地理位置也极其重要，数千年来一直是南到五台山，北去雁门关的交通要道。因此，八路军重视这个地方，以我家为中心设立了秘密交通站。鬼子也很重视，在离我家不远的普照寺里驻了一个班伪军。这些伪军住在普照寺的钟鼓楼里，居高临下监视着全村的动静。我家常有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来来往往，开会议事，养病疗伤，好几次差点被敌人发现。这一个班的伪军威胁着八路军、共产党干部的安危，成了八路军的眼中钉。八爷爷是地下党的干部，他在上级党组织的策划领导下，和本村几位积极份子对普照寺的伪军晓以民族大义，进行策反。这些伪军本来都是本地人，当伪军也不过是混一碗饭，一说就通。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他们放火烧了钟鼓楼，直奔南山，投奔八路去了。多年以后我有点纳闷，起义投奔八路，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干嘛要烧钟鼓楼呢？幸亏没把整个寺院烧掉，否则今天又少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可是元代就建起来的寺院。后来，八路军征兵，八爷爷一次就动员全村15个年轻人参加了八路军，因此正下社被评为全县的模范村。年，他担任了代县师范的书记，后又参加土改三查运动。全国解放后，又担任代县新华书店经理、县理论教员、党校校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年离休，年病故。五十年代初期的铁锐。八、我的父亲铁建光铁秉瑞的孙子、铁戈夫的独子、我的父亲铁建光，17岁时由于受常住家中的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影响和教导，又听从祖父安排，刚结婚不久就参加到抗战洪流之中，被县长杨秀廷派遣到代县一区跟随区长杨占荣一起战斗，并担任一区民政助理员。后来又随杨占荣在一区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征粮、传送情报，为八路军、县大队和八路军四团筹集粮款、给养，收集情报，探听消息，为打击日寇做出很大贡献，受到区长杨占荣的多次表扬，还有县委书记苏黎、县长杨秀廷的好评。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顾生命危险，经常在奔波在南北两山之间。直到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代县土改工作队，为代县土改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革命，加入党组织、共青团组织，许多人成长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力量，解放后有的成为西安市的重要领导干部，有的成为太原钢铁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年，父亲铁建光调到晋察冀二分区工作，先在浑源县，后又调往雁北行署，在地区轻工局工作。年因病去世，享年87岁。铁建光在土改工作队时的照片，后面站立的是当时土改工作队乔队长。九、我也差点成了烈士我爷爷、二爷爷、父亲以及三爷爷、六爷爷他们都轰轰烈烈地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情况已经变了。他们都去干革命，家里的地包括三爷爷他们家的地，我曾祖父一个人根本种不过来，只好租出去一部分，这样土改的时候我家的成份成了地主。代县年就解放了，土改时我父亲铁建光、八爷爷铁锐都是土改工作队的，他们不仅参与全县的土改工作，还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家里的房地财产拿出去分给村民。尤其是八爷爷，土改工作队登记家里的财产时，只怕人家登记的不详细，人家不注意的小东西他也要提醒：我家还有个这东西！由于曾祖父、祖父辈们在村里的人缘和声望极好，虽然家庭成份定为地主，他们却没有挨过村民的斗争。实际上，还有人把分走我家的东西又悄悄送回来。他们说：“这是你家的东西，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我咋能拿走？”曾祖父他们好言相劝，硬是让人家把东西又拿走。人们的这种认识直到六十年代狠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了改变。我是土改那年出生的，等我长大成人后，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家庭成份是地主。祖辈、父辈三代人都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但落在我身上的，是一个地主子弟的名份。虽然我经过各种教育认为地主都是剥削穷人的坏蛋，但又认为我家地主是好地主，是革命的地主。因此我千方百计积极表现，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地主子弟也是革命的。5年，老天大旱，生产大队决定打一眼井，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现在机械化打井，一台打井机一根钻杆，几天功夫一眼井就出来了。但在过去是人工打井，全靠一镐、一锹地往下挖，挖出来的砂石又要一筐一筐用绳子拉上来，打一眼井需要十几个人干几十天。代县峨口一带的地质比较特殊，三尺黄土以下全是卵石砂砾，这是峨河水千百万年冲刷造成的。砂砾和石头粘合不在一起，打井的过程中一边往下挖，一边井壁的石头砂子不停往下流，井的直径要挖到七八米井壁才能站立住，否则流沙、石头很快会把打井的人活埋。尽管打井过程中要做许多防护工作，仍然经常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因此在我们这一带最大的困难的不是找水，而是打井的过程。大队决定在村西的地里打井，每个生产小队派2名队员，领头的是大队团支书乔万寿。虽然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就像祖辈、父辈们参加八路军打仗一样，是努力干革命、证明我这个地主子弟同样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好机会，越是危险越要上前。而且，乔万寿和我是好朋友，答应说只要我表现积极，就可以加入共青团，这更让我兴奋不已。打井的过程非常艰辛，也非常危险，从开工到见水，我一直在井下作业。在这次打井中，我差点成了烈士。井打到十多丈深以后，就开始咕嘟咕嘟冒水了，还得继续挖下去，扩大水源，让井水保持稳定的出水量。这样，井下的作业就更加危险了。那时打井，井下挖出来的石头沙子是用一个大铁丝筐吊上去。打井的人上上下下，是坐在一块木板上，就像荡秋千那样晃晃悠悠吊上吊下。地面上有十来个人像拉船的纤夫一样，用粗麻绳通过滑轮吊人、吊沙石。有一天，将要收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在井下作业的一共是四个人，先上去两个人，都平安无事。井下还有我和乔万寿两人。木板第三次吊下来，我正要准备坐上去，忽听上面有人大喊：小心！还没等反应过来，只听“哗”的一声无数石头已经像檑木滚石一样纷纷落入井下，大的像西瓜，小的像核桃，井下顿时沙尘弥漫，什么也看不清楚。先是一些小石头落在身上，还不要紧，和乔万寿急忙躲在架水泵的松木板下。接着一块块斗大的石头从空而降，只听“嘎查”一声，把三寸厚、七八寸宽的松木板都砸断了。幸亏这结实的松木板救了我俩一命，要是砸在身上，肯定成了肉饼子。我俩吓得紧紧靠在井壁上，乔万寿灰头土脸地说：“看来咱俩今儿完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听见上面有人在喊：“万寿、兴国，还在吗？”可能上面的人估计我俩都死了，所以试探地问。我俩吓得还在哆嗦，也顾不得回答上面的问话，自己觉得自己可能是已经死了。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俩才回过神来，跟地面搭上话，把我俩拉上去。经过这回生死考验，我和乔万寿成了生死之交，乔万寿一定要让我写申请入团。我也是激动万分，不仅是像前辈们那样拼命干革命，还要像祖辈们那样贡献自己的财物。井打好以后要修筑井壁，水下部分需要上好的柳木，这事难住了大队领导。正好我家院內有一棵二尺多粗、四五丈高的大柳树，这棵大柳树在当时起码也值一百多块钱，相当于我劳动一年的价值。为了革命，也为了积极表现自己，我把这棵大柳树无偿捐献给了大队。入团申请书在送公社以前，先要大队党支部通过。我想我这么积极，搭上命、搭上财产地干，大家都看在了眼里，应该没问题。结果大队党支部讨论时，领导说：“地主子弟还想入团？净想没的事。”一句话就否定了。就这样，我搭上了一课大树，还差点搭上了命，也没换下个团员。那一刻，我就像不许革命的阿Q一样失落、绝望。后来，心情慢慢平息了。有一年大队又打井的时候又出了事故，一位大队干部就死在了井下，被公社追认为烈士。我这次打井没送命，也没成了烈士。实际上如果我真的死在井下，也未必会追认我这个地主子弟为烈士，连共青团都不许加入，还想加入光荣的烈士行列？再反过来说，我是不是烈士也无所谓，反正我家因为二爷爷抗日牺牲，已经是烈士家庭了。（撰稿：铁兴国整理：铁建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