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11月27日了，因为太谷战友几乎年年都在这一天聚会。
而这篇回忆的初稿是去年11月太谷战友聚会后写的。由于当时仓促，许多事情没有回忆起来。随着与战友们 老战友聚会后，我躺在沙发上思索。每个人都有朋友、有学友，但不一定有战友。战友不容自己选择，也不由自己决定，而是国家挑选的，是组织决定的。战友是凝聚力的象征，是兄弟感情的象征，是有担当、有责任的象征。一连串的思绪，把我带回30多年前的那个地方——“41号”。我在“41号”的一件件往事、一桩桩心事，一幕幕闪过，内心深处一团团的勾连，犹如水面泛起的涟漪，久久难以平复，《忆戍贺兰山》油然而发：
记得当年戍贺兰，
戈壁荒漠风沙伴。
胸怀国防终无悔，
军魂铭记意如坚。
是的，30多年前的那段恍如梦境的当兵历史时常“袭扰”我的脑海，就像车轮之下的小路，伸延得无限遥远……
1为国防，我离开家乡年11月27日下午，一百多名太谷籍新兵齐聚火车站，在县武装部参谋的带领下，踏上西去的列车。在火车上，十七八岁的我们身着绿色的军装，好奇地左看右看，都在翘首以盼——令人向往的火热的绿色军营。我们村里有三个人一起参军，都是从小在一起上学的，就是夏常明、柳良光。还有一个高中同学叫韩银义，他是另外一个村的。我们全乡一共有近20人一起当兵。天真的目光，你瞅我，我瞧他，他看他，彼此照顾彼此关心的“老乡”观念自然产生，团结互助的“战友情”开始萌发。
火车一路向西飞奔，经西安、过兰州，只知道目的地是宁夏。我记得在宝鸡还是天水的兵站，由于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我们都比较饿，饥虎扑食般地抢食着没有荤腥味儿的米饭馒头。当时连筷子也没有，我是用手抓着米饭往嘴里塞的。那吃饭时的混乱、饭后的狼藉、去厕所的小跑、上车时的排队点名，没有一点“兵”的样子。我当时已经感觉到“纪律”的重要性，当兵没有铁的纪律，那真的不是军队。
到兰州，我们倒车。走下火车，列队来到车站广场，一个个坐在被包上面，有的闲聊，有的东张西望。我与夏常明、柳良光边聊天边注视周围的情况。看到车站背靠一座大山，那山那么高耸，人显得那么渺小。这是我长大到18岁以来见过的最高的山，我们老家（晋中平原）没有这样的高山。
这山是裸岩山体，火车从山体中钻出来时，喔喔的汽笛声，蒸汽机车顶部冒着烟，两旁喷着蒸汽，巨大的红色铁轮，强劲有力敲击着钢轨，顿时感觉有点微凉，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小伙子们，西北的环境苦啊！你们要做好准备。
说西北环境苦，倒不是说我的家乡太谷就特别好。太谷在明朝以前也是贫困地区。正是贫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走上了一条艰辛而漫长的经商之路，最后成为华夏一只雄劲勃发的风流商帮，钱庄、当铺、银号快速崛起，后到顺治年间又产生票号，到乾隆、嘉庆年间，太谷与祁县、平遥共同成为当时中国的首个国家金融中心。我小时候也常听父亲说，太谷过去主要做钱庄、票庄生意，影响全国。我还曾经从父亲的小箱子翻出祖父（我祖父生于清光绪六年即年，卒于年）的名片，印的是著名商号“大德玉”下属分号的掌柜。出生于太谷的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说，“在清代中叶，太谷就商贾辐辏，江南的茶业、丝绸，蒙俄的皮货、羊毛，各种药材、瓷器，都在这里交易，而且只做大宗批发生意，不做零打碎敲的买卖。太谷本地人则主要是开票号、钱庄、当铺，也就是金融生意，专门为那些买卖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担保，获利甚厚。……我有事实为证，太谷城现有经商户，经商者人，占县城人口的85%，什么地方有这样高的比例？我小时候，县城一户资产在万两白银以上的就有13家，七八层的深宅大院有的是。”（见陈廷一：《宋霭龄全传》青岛出版社出版）因此，太谷是票号的发源地，是银行的发源地。发达的金融业直到民国时期走向衰落，太谷周边遗留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孔家大院等商贾们的深宅院落群，“中国华尔街”从此蜚声海内外。
我对于军营生活的了解是从年开始的。那时，我家里就一直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星火燎原》等报刊，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子兵法》《彭德怀自述》《刘邓大军风云录》《各国武器发展简介》一些军事书籍。《解放军报》许多文章都是反复阅读，邓小平题写刊名的《星火燎原》刊载着众多共和国将帅写的回忆录，比如徐向前元帅回忆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聂荣臻元帅回忆在五台山抗日等，都在我中学时期留下深刻记忆。像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书名的《各国武器发展简介》，一方面对发达国家武器装备感惊叹，一方面对张爱萍写的字爱不释手。这种文化熏陶对我当兵，特别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都有影响。
从小学到中学，从军事方面来说，对我的影响主要有几个事件：一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二是年的华北某地军事演习，三是年的英阿马岛战争，四是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侵略柬埔寨。我当时的认识就是世界并不太平，我国周边军事威胁严重，国防建设任重道远。
当然，影响我当兵的还有老电影电视剧等文艺精品，像《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英雄虎胆》《傲蕾·一兰》《南昌起义》等；电视剧主要是《敌营十八年》《四世同堂》等；《骏马奔驰保边疆》《军港之夜》《小白杨》《血染的风采》等耳熟能详的军旅歌曲；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高山下的花环》《叶秋红》等。这些都是我成长的精神食粮，军事文化基因不断生根发芽。
11月29日，临近中午。我们到达银川市。银川火车站，规模很小，还有点破旧。就当是情况看，好像还不如我们太谷火车站。在这里，我们一百多人被分成三拨，一拨去二团，一拨去三团，一拨去高炮营。我与侯永利、田克利、傅海生、孟繁斌、代志平、杨玉宝等20多人被分到三团。那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百多人分成三拨，心情有点说不出的纠结。不过，和我夏常明、柳良光还在一起，心情没有紧张。我们这一拨上了大轿车（用现在的话叫大巴），出了银川，好像在贺兰县的公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简单地吃了一碗面，就又上车继续赶路了。
大轿车沿着国道北行一段后，我们在茫然中进入童山濯濯的贺兰山。山里的公路崎岖不平，弯道急、坡度陡，视觉中的山体好像悬在头顶。
天色渐暗，大轿车越来越颠簸，路边的灯光稀疏，或明或暗。这就是石炭井，通往部队驻地的路不是平坦的柏油公路，而是特别不平、沙子堆起来的、没有路标的搓板路，颠簸得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
部队驻守在石炭井41号地区，是贺兰山与腾格里沙漠边缘一个峡谷山沟里。这里是原陆军第20师驻守的地方。20师师部驻八号泉，炮团驻呼鲁斯太，58团驻清水沟，59团驻宗别立，60团驻41号地区。呼鲁斯太、清水沟、宗别立，我是后来都去过，当时已经人去楼空。20师年整编为兰州军区守备第1师，原辖各团改为守备1团、守备2团、守备3团和守备炮团。该师于年撤销建制后，62师奉命改编为守备师（63师团和62师团对调），成建制移防贺兰山，团改为守备3团并移防与此。
营房有的是旧的，有的投入使用时间不长。这些砖瓦和水泥钢筋结构的营房建筑，是原20师官兵艰苦奋斗建起来的。他们住过“地窝子”，睡过帐篷，付出的更多。正是有了他们扎根贺兰山、建设贺兰山的基础，当我们来到贺兰山时，“地窝子”已经离我们远去，土坯旧营房已经成为残垣断壁。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应当向20师官们致敬！
２在二连，我成长的起点到了营区，我们在寒风中下了汽车，20多人再被分成三拨，一拨去一营，一拨去二营，一拨去三营。我和智利生、李建文、郭继忠、胡德瑞、郭富民六人来到一营二连。宿舍已经烧着取暖炉，靠墙置放一张写字的旧桌子和一把椅子，几张铁架子高低床显得有点拥挤，床下带有一个铁皮抽屉。我们简单拾掇一下，就到食堂吃饭。这是我们到部队的第一餐，那味道很不合我们山西“老醯儿”，但也只能先将就了，填饱肚子是第一位的。
由于初来乍到，我们没有脸盆，自然也没有顾得上洗漱，带着一路的“风尘”就上床休息。我在上铺，稍微翻身一动，床就“嘎吱嘎吱”作响。也许是长途劳累，大家一躺径直而睡。从此时此刻起，我的新兵生活随即从二连起步，在班长李长录（平凉人，原守备一师八五年兵）、副班长雷万良（宁县人，真实的名字叫雷忠良）的带领下，正式开始军营生活。这一天是年11月30日。
贺兰山的冬天，寒风刺骨，荒芜苍凉。这是一片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草木萧疏，没有绿色，没有繁华的闹市，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车水马龙的街道，更没有高楼林立、灯火辉煌的商业市场。陪伴我们的是寂寞的戈壁滩，是单调无彩的营房，是飞扬的黄沙，是呼呼作响的西北风。这种枯燥无味的军营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战士都是一场人生考验。
雪后的营区，白茫茫的，偶尔飘动的绿色是军人的身影。荒凉的气氛弥漫在眼前——“天上没鸟，地下没草”。在如此艰苦与恶劣的环境之下，单调的军营生活可想而知。
天还黢黑黢黑的，我们几个新兵蛋子就被一阵急促的军号声惊醒。刚来部队，不知道新兵连的情况，从训练到内务，完全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手忙脚乱的我们起床后，在一阵慌乱中连滚带爬地跑出来列队，丑态百出。全班新兵们互相打量着，都忍俊不禁。从此，我们出早操、用餐、训练，在“一二一”的口令声中迈出新兵生活的第一步。
那一年，太谷籍新兵是报到最晚的。五台籍、阳泉籍、古交籍、固原籍等新兵都早于我们半个月以上到达部队，训练时间比较充足。在班长的要求下，我们一边尽快熟悉《纪律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一边加紧训练，压缩进度，试图追上他们。为了跟上训练，李长录班长、雷万良副班长手把手教我们整理内务，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分解教我们队列、射击。他们要求被子要叠成豆腐块，皮大衣也是豆腐块，毛巾牙刷摆放整齐。特别是他们的床单干净平整，被子、皮大衣叠得像艺术品一般，高度宽度都一模一样，“床上功夫”十分精湛。我记得连队曾经有个别战友，被子老是叠得不合格，被班长把被子扔出去……
后来，我们这个新兵班作了调整，郭继忠、郭富民调走，张志斌、胡建平、张学勤、王永胜、胡德瑞、智利生、李建文和我重新组成一个班。张志斌，固原人，大个子，皮肤黑，说话腼腆；胡建平，五台人，个中等，说话慢慢腾腾；张学勤，贺兰县人，胖乎乎的，性格比较直；王永胜，也是五台人，是我们班最胖的，行动慢一点；胡德瑞，脾气好，爱笑，做事踏实，头脑简单；智利生，“黑旋风”的性格，仗义；李建文，比较机灵，能收敛，但爱热闹。应该说，我们这几个人，性格迥异，如果不是组织确定，我们也许只能是平行线上各自行走的陌生人，彼此之间不会有什么交集。然而，一旦成为战友，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交集”成为必然，在生命中成为常常念及的好兄弟。
新兵不许吸烟，这也是有规定的。但有的新兵为了“过瘾”，不管是训练间隙，还是出操跑步，都经常专门躲在厕所吸烟。班长们发现后，为了治“烟瘾”，把烟丝剥出来置于水杯里，倒上水泡成“烟茶”，“强迫”新兵喝下。这种新老兵之间的“政策”“对策”较量，年年演绎，常演不衰。
我的身体条件比较差，连做仰卧起坐都很艰难，眼睛还因风沙感染，李长录班长、雷万良副班长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战友们也给我不少帮助。传、帮、带的风气真的会使自己很快融入这个大家庭。
每天的训练非常艰苦，体力消耗很大。当时部队的伙食标准“斤半加四两”，即每人每天一斤半蔬菜、一两油、一两蛋、一两肉、一两豆制品。我们虽然勉强能吃饱，但不到开饭时间就已经饿得枵肠辘辘。我记得吃馒头一顿五六个，面条又难吃，还没有醋。没有醋——这对于我们太谷的、阳泉的、五台的、古交的山西籍新兵来说，可能都有点始料不及，山西人喜欢吃醋，那是每一个山西人的“标配”。在这里确实没有醋，这样的“条件”对我们既是磨炼，也是必须跨越的“新兵”难关。实际上，朱忠来和炊事班的老兵们为我们山西人付出的汗水都很大。
星期天，各班都在打扫卫生，全连要评比。听班长说，擦水泥地板用锯末可以锃亮，我们到处找锯末，最后才知道后勤营房木工那里有。清理卫生，全班总动员，没有死角，就是火炉，我们也得到炊事班找猪皮，用它把炉子擦得黑又亮。部队的卫生制度真的无可挑剔。还有一项任务——抢煤，全连的取暖用煤就那么多，各班都会预囤一点，难免此多彼少，分配不公。于是，多抢点，以备无“煤”。晚上，连里都有值班的，会定时检查炉子燃烧情况，一是怕灭了挨冻，二是怕煤气中毒。安全问题无小事！
晚饭后，班里要组织讲评，对当天训练情况作出总结，好的给予表扬，差的给予批评，提出改进措施。晚上十点，洗漱休息。训练一天，虽然是冬天，却还是挥汗如雨，连鞋垫都被脚汗泡得能拧出水，大家都把鞋垫置于炉子周围烘烤，整个屋里散发出“男子汉”的味道。
天天腰带一扎，列队训练，稍息、立正、齐步走……枯燥乏味的生活慢慢习惯了。但最怕得就是毫无征兆的紧急集合，尤其是训练困乏得正在梦香中的时候，“黄粱美梦”都成为新兵的奢望。训练场上，各班排整齐划一，军姿的标准、正步的力量、报数的连贯、方队的震撼、间歇的聊天、雪里的雪仗、玩笑的追逐，是军营里的一道特有风景线。我们排长张期广的示范和讲评有些“人情味”，好像训练中的“油盐酱醋”，回味无穷。王义军排长、陈爱宏排长教我们射击理论，善于互动。全连会操时，各班班长都有点紧张。连长王华举、指导员任泽轩都会提要求，定措施，摆问题，讲成绩，带兵的“艺术”真的一套又一套的。印象深刻的是全团新兵会操，在灯光球场，战士们精神抖擞，前排的齐刷刷的一蹲，后排的笔直直的站立，参谋长王春朝的点评“直击”要害，凛冽寒风中英姿飒爽，感染着每个新兵热血沸腾。有时，团长李强会“突袭”检查训练情况。李团长身着呢子大衣，标准的职业军人，他的军姿让我们羡慕不已。
那时，我们各连队轮流在团部大门和武器仓库站岗。我也站过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凌晨两点到武器仓库站岗，就一个人，起床后抹黑到山脚下，风雪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心里难免有点“害怕”。特别是有时远处的“黑影”慢慢移动，真的很瘆人。当我拿起电筒一照，是一头野毛驴，悬着的心才发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想一想部队这个战斗集体，“怕”的念头慢慢消失。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炼成长的。
为了丰富新兵的文化生活，团里每周定期在礼堂组织放电影、录像。全营集合，营长单汉堂、教导员阎传金都会提出纪律要求，讲话时的那个严肃，我们这些新兵大气都不敢出。全团所有连队都列队跑步到礼堂前，每个连步伐整齐地依次步入礼堂。在放电影前，一营、二营、三营都要拉歌比赛，那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排山倒海般响彻营区，蔚为壮观。连队开饭前拉歌，集体活动时拉歌，“拉歌”就是部队文化，是部队生活的文化特色，对鼓舞斗志、凝聚力量，意义非凡。“拉歌”时时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向前、向前……
年春节，这是我在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非常特殊的春节。万家团圆之夜，我们却要战备值班。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深知当兵意味着什么，才深知我们肩上的责任。
为缓解战友们的思乡之情，部队妥善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活动，贴对联、包饺子、联欢慰问，家的亲情，战友之情，首长的关怀，都化作一杯杯老酒，温暖着我们。这时，我们也能自由离开连队，到三营、二营走一走，看一看我的太谷老乡和同学，到附近的战备坑道“游览”一番。
有的战友已经有“心上人”，为寄托远方的“她”，鸿雁传情，李长录班长代为王永胜示范写情书（那字写得规范，堪称模板）；为了增进了解，战友们掏出“乒坛”“大重九”“骆驼”，燃烧的香烟把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为了交流感情，战友们拿出家乡特产，你尝尝我尝尝，不管五台的还是阳泉的，不管固原的还是永宁的，我们相处融洽，五湖四海的你我从此成为亲如一家的兄弟。我依稀还记得王永清、李兴发、黄大庆、刘伟、李宏恩、纳光武（我印象纳光武的母亲来过新兵连）、李建华、康伟钢……等同时训练的兄弟，还记得朱忠来、张水旺、王多斌、冯宏伟、潘万岩、许小弟、颜晓飞、李开良等老兵们的身影，是他们的好作风、好思想传给了我们。
在新兵连的那段日子，除了训练，我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在家时，我就经常写点小文章，在《山西日报》《青海日报》《山西卫生报》《科学晚报》《青年导报》《长春日报》《绍兴日报》《新疆科技报》《甘孜报》等发表过几十篇东西。太谷电台还曾经连播过我的稿子。由于这个爱好，连队都知道我能“写”点。我想，如果新兵下连，我能到哪一个连部当个文书什么的，“专长”或许能能用得上，对“文书”充满了向往。
未完待续——下部分是《在营部，我得到锻炼》
白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