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三次西行的明朝高僧

陆波

▍一

我在一篇《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的小文里,对大觉寺传言的所谓“珈陵和尚塔”提出过质疑。“珈陵和尚塔”的由来缘于乾隆《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指迦陵“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造塔”。《日下旧闻》考也记载:“寺旁有僧性音塔”,后世人便以为这就是乾隆朝出资建的塔。

但人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就是这座白塔南北各有一棵古柏、古松(已死),而古柏的树龄在到年之间。按常理,一定是因塔而有树,因建塔而植树以滋纪念。一松一柏是刻意而种,乾隆年建塔时不可能可丁可卯找到这样两棵树且空间恰好。就算乾隆建塔,移来两棵当时多岁的古树也不合情理。

▲大觉寺白塔

所以,我认为大觉寺里面的白塔与清雍正年间的住持迦陵和尚无关,而是为纪念一位明朝初年的法师而建。这位法师在大觉寺生活了人生的最后8年。他就是经历六朝,奉为国师,并加封“西天佛子”封号,身后追谥“大通法王”的智光法师。

乾隆“复命其徒造塔”,也确有为迦陵和尚造灵塔其事。大觉寺塔林分布广泛,分布于大觉寺周边山林寺院,有南塔林、北塔林、圣果寺塔院、莲花寺塔院、西竺寺等,如今也是存十毁百,散落于乱石草丛之间。“其徒造塔”给迦陵和尚造的塔在距离大觉寺南1.5公里处,已于上世纪70年代破坏殆尽。而今天大觉寺里面的白塔既不是迦陵塔,也不是智光塔。智光舍利塔应在紧邻大觉寺的西北处西竺寺内,年原址修建小水库,塔被拆除,现仅有一碑矗立。

我曾认真参观过大觉寺藏经楼里面的“大觉寺历史展览”,里面有迦陵法师画像弟子题诗、雍正亲王送碑题字等,却没有任何智光法师的资料,只是综述大觉寺起源部分提及了一次他的名字,相对珈陵和尚较多的记录而言,几乎可以忽略。这让我很讶异。事实上,智光法师作为明朝初期获得皇室最高封号的汉僧,且他住世长久,寿至88岁,佛法修习高深,在当世极受尊崇,“大觉寺”是当朝为他而建,但今天,这位寺院开山几乎被遗忘。

▲大觉寺的简介

▍二

明宣德年三年(年),皇室特意将一间几近废弃的寺院重新修缮,皇帝敕额:“大觉寺”,以安置智光法师颐养晚年,同时派去礼部百余僧人追随习法,这在当时是京城佛教界的重要大事。在其宣德十年(年)圆寂后,这个寺转入衰败期,再次从朝廷及民间的记忆中消失。直到康熙末年,雍亲王重新修寺,迎接藩邸帷幄中的密切禅僧——迦陵和尚入寺住持。该寺风貌基本延续至今。

智光大师曾以佛法之光照耀京城,毫不虚枉这一响亮的法名。他是历经六朝更迭之人,平生贯穿元顺帝及明朝五帝,弘扬佛法卓绝彰显,更是当时引进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弘化汉地的提灯使者,其功绩可以与玄奘、法显等大师同日而语。他没有太多论著释法之作,翻译的经书也很有限,是一位安静而低调的法师,精通藏梵经书,修行高深,声望崇隆,以培养弟子数千人,影响数代僧团,在中国佛教史上僧伽教育、僧团建设方面地位崇高。他以行者的身份,一生东来西往,行脚不倦,传播法音,同时积极与所到之处的西域人士接触,三次西行均带回西域使者访明,也是一位外交活动家。

▍三

明宣德十年(年)多事之秋,明宣德帝驾崩,智光法师圆寂,9岁的幼童英宗朱祁镇第一次登基(因为三十岁的时候他还有第二次登基)。半年之后,老权臣内阁首辅杨荣为智光撰写《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并序》塔铭(以下简称“塔铭”)。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拓片基本模糊难识。好在有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二收杨荣塔铭的略本,改名《西天佛子大国师志略》,成为今人考察智光法师生平事迹的最直接材料。崇祯十四年(年)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有《西天国师传》,清乾隆时修《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六西域寺条收入曹义、李纶撰写碑文的节略,都是缘于杨荣塔铭编成,可作为补充资料。

根据上述史料,智光法师俗家姓王,武定州庆云人(惠民县),生于元顺帝至正八年(年)。十五岁(年)辞父母出家,落脚于大都(即后来的北京)法云吉祥寺。这时还是元朝末年,离朱元璋明朝建立还有五年。但就在他出家第二年,因缘际会,他与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板的达萨诃咱释哩”相遇,并结下师徒缘分。

那一年从西方天竺远道而来一位高僧——具生吉祥大师,梵名叫板的达萨诃咱释哩来到中国。“板的达”是尊称,指通晓五明的僧人,可见他习通五明经律论。萨诃咱释哩在汉语的意思是“吉祥”,所以《补续高僧传》记他为“具生吉祥”。他出生于中天竺迦维罗国剎帝利家庭,最初研习大小乘藏,但发现语言经文非究竟法,继而放弃研习到雪山深处禅定,历经十二年得奢摩他证。

在元朝最后的岁月,他因向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发愿瞻礼,故“振锡而东”渡印度河,过突厥地,途径今天的新疆库车,高昌、吐鲁番县等地,历经四寒暑抵达甘肃。在他越来越接近五台山的时候,元帝听闻有高僧自西来,一路传法受戒,声名远播,直接将他接到大都法云禅寺探讨佛法。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元顺帝虽然隆重接待了萨诃咱释哩,但话不投机,并不契合。另一种说法是元顺帝接受了他的灌顶。当然,灌顶也没应验神通,元顺帝的朝廷大势也不可能阻挡风卷残云般的起义大浪潮。但令人蹊跷的是,在元朝最后四年中,萨诃咱释哩一直没有获准朝拜五台。是元顺帝阻止他,还是乱世烽火的缘故?四年时间,他只有夙愿在心,南望五台。但正是这个机缘使得同在法云禅寺的年轻僧人智光可以依止他的门下参证修学。

根据记载,智光聪慧过人,有着超凡的学习能力,读书过目不忘。跟随萨诃咱释哩,很快习得梵语,精通了梵文经典、仪轨。又过了二年,明朝建立后的洪武二年(年),萨诃咱释哩终于得到机会朝拜五台诸山,“感文殊现相”,而此时,智光作为萨诃咱释哩的得意也是得力弟子,侍奉师父左右,驻锡寿安寺,前后五年,“恒山之民率从师化者甚众”。

萨诃咱释哩的威名也传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耳朵,朱元璋很是好奇这位西天来僧,便将他们师徒招至应天蒋山(现南京钟山)接见,朱元璋本身也是小僧人出身,对佛教三宝自有敬仰,可以想象他对萨诃咱释哩的佛学造诣定是钦敬不已,而且西天来的僧必是带着真经。

这个时候,朱元璋也认识了智光法师,经过几年的随师精进研习,智光法师也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以梵语诵念读写经书都已不成问题,故朱元璋命其翻译了萨诃咱释哩著述的《四众弟子菩萨戒》。该译本“词简意明,众所推服”,显示智光法师极高的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成为沟通天竺法师传播佛法于东土的汉僧翘楚。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非常稀少。也为后来智光的三次西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智光之所以成就为一位伟大法师,一是他与萨诃咱释哩的师徒因缘,精通三密神咒及传声明记论之旨。二是他住世时间长,活得久,教化弟子众多。他并不是那种有着让善众立刻折服皈依的神通力量,如面貌奇伟,或者口若悬河,震慑心魄。他一如无形的清风,和缓的溪流,令法音绵延不绝,以佛法内在的力量沐浴道场,弘化众生。他总是可以去做持久忍耐的事情。

他陪侍萨诃咱释哩左右十余年,学到精深的佛教学问也历练了不辞辛苦弘法传戒的“堪忍”精神。之所以成就高僧,并不仅仅于其本身修行高妙,还在于他们的普渡慈航行菩萨道救赎人间苦难。

萨诃咱释哩用其后半生完成了五台朝拜、东土弘法等大任,他品德高贵,清高自洁,“如古佛出世。洪武七年。上闻之。诏住蒋山。皈依者。风雨骈集。师道德深厚。容止安详。一见使人心化。不待接迦陵之童。虽檀施山积。曾不一顾。曰。吾无庸是。悉为悲敬二田”(释明和《补续高僧传》卷二:“具生吉祥大师传”)。这一段是对他东土生涯的生动描述。

说他如古佛出世,住锡蒋山,民众风雨兼程前来皈依。他的品德高洁,容颜安详不愧修行止观的师父,令见者内心融化。他不接受任何世俗华丽娱乐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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